Tuesday, June 23, 2015

我愛台灣,更愛中華民國

從小學開始第一次填寫個人資料,我就知道我的籍貫是「河北樂亭」,但是那裡對於我來說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偶爾聽父親及爺爺談到那裏,也只是一點片段,無法讓我完全了解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但是我一直認為,再過「幾年」,反攻大陸之後,我就可以回到那裏去,親自體會那裏的風土人情。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與父親搭火車由竹南到台北,一上車我就聽見車廂的另一邊有幾個人在用我非常熟悉的鄉音交談著,老爸也聽到了,於是他帶著我就往那邊走去,到了那幾個人旁邊,老爸問我要不要將夾克脫去,他這麼一開口,那幾個人立刻回頭看他,那是因為「樂亭」的口音是相當特別的,就是因為那個口音,他們就開始與老爸交談,一談果然是樂亭鄉親,於是幾個人立刻就像老友似的開始聊天,在那短短的旅途上,幾個人就由完全的陌生,變成了像拜過把子似的熱絡,到在台北下車時,幾個人還互換通訊地址,到底,台灣的樂亭人不是很多。
那件事給我留下的像很深,也讓我了解到什麼是「人不親,土親」的道理。
二十多年後,有一天我在舊金山南灣的一家超市裡,又聽到了那個特別的鄉音,於是我也像當初老爸前去認老鄉一樣的前去打招呼,一談之下,他們還真是樂亭人,但是那次並沒有印象中老爸遇到鄉親時般的熱絡,他們在發現我是生在台灣的「假」樂亭人之後,就更沒有什麼交集,那次沒有互換地址,連姓名都沒問就分開了。
原來,我與樂亭的關係是繫在老爸的身上,老爸走了之後,我就與那裏沒有任何關係了。
就在那同一年,我回台灣時,空軍總司令部安排我到台南的一大隊去參觀。當時的一大隊大隊長是游永松上校,他那天一開始時非常正式的向我介紹一大隊的沿革史,也很拘謹的帶著我到各處去參觀,但是當他在午餐時問了我了一個問題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他問我,在離開台灣之前我住在哪裡。
我告訴他,我住在頭份,他聽了之後,臉上透過一絲驚奇的表情,然後告訴我他是住在頭份旁邊的竹南。這下子輪到我吃驚了,我連忙告訴他在搬到頭份之前我在竹南住了五年。當時的氣氛立刻由非常的「官式」變成相當「私人」化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共同的過去了!
細談之下,我們發現我們住的地方僅隔著一道圍牆,他住在竹南中學裡面,我住在竹南中學外面,雖然我比他大兩歲,但是我們之間有著許多共同的朋友。
當天下午,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裡聊了許多「竹南舊事」,晚上他更帶我到台南市裡去逛,去吃當地的小吃,完全一副老友的樣子。
那天,我這個「樂亭」人,與游永松那位「福州」人,聚在一起時卻大談「竹南」,因為,那天我驀然了解到,其實我們就是「台灣人」!我們的根也許是分別在大陸不同的角落,但是,我們的家鄉卻都是台灣。
近幾年來,「愛台灣」的口號相當響亮,但是,我發現呼叫那個口號的主要目的是想分別「本省人」與「外省人」,那些不是「台灣」的人,自然就「不愛」台灣。
但是,一直到現在被大家所公認對台灣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李國鼎、尹仲容及孫運璿等人,都不是所謂的「台灣人」,他們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這塊土地。他們的出發點是「愛國」,愛「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所以為了國家,他們毫不保留的為台灣付出。
樂亭鄉音雖然熟悉,但是台灣國語卻更是親切,我愛台灣,更愛中華民國,因為台灣是我的故鄉,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


Thursday, June 18, 2015

中華民國的軍人

「國民黨都跑去投共了,那些國民黨軍人真的死了都白死。」

這是一位網友讀了我那篇「國魂與軍魂」之後,在我臉書上的留言!
我當時看了之後,第一個感想就是:那位網友搞錯了,那些不是國民黨的軍人,而是「中華民國」的軍人,他們的犧牲是為了我們全體國民!
後來,我在想這件事的時候,突然想到,那位網友是在臉書上看到我的文章,在我的臉書上留下他的意見,光是衝著這件事,我們就該感謝那些為了捍衛台灣這塊土地,而獻出了生命的那些人。因為,中國大陸一直到現在都禁止人們使用臉書。如果中共在四、五十年前就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的話,那麼如今在台灣的人民,就會像大陸上的人民一樣,無法進入臉書。
民國四十三年的「九三」砲戰,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是兩場比較大的戰役,還有許多其他零星的接觸,這些大小戰役中有許多人為國犧牲,他們那些人在槍林彈雨中作戰時,並沒有想到他是在保衛「張三」或「李四」,他們是在保衛這塊土地,保衛我們的國家,而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不管是大學教授,或是販夫走卒,無論是藍是綠,都因為那些人的獻出,而得到了我們目前所享受到的自由!
也許軍中有大部分的人是國民黨員,那是因為他們認同國民黨的理念,如果硬要因為國民黨中有人到對岸去,就要怪罪那些軍人,那麼一旦綠營執政之後,軍人是否就只保衛綠營的人呢?

我不管別人是怎麼想,我是一直感激每一位軍人,因為我知道是他們付出,才使我這個旅居美國超過四十年的遊子,在想家的時候,還有個家可以回!

Wednesday, June 17, 2015

國魂與軍魂 - 他們的犧牲是為了誰?

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台灣的一份報紙報導空軍一連在幾天摔了兩架飛機之事時竟用了「護漁?護個鬼!」做為標題,心中真是相當的氣憤。做為一個新聞記者報導一件事情時應該客觀的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前面,而不該將自己的情緒放進去,因為這究竟是篇新聞報導而不是社論。
飛機是種高科技的物,由成千上萬個機械零件,上萬呎以上的電線及多個電腦所組成,飛行期間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小組件故障或人為操作上的疏忽都很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然而無論地勤人員多麼仔細,飛行員多麼小心,失誤總會發生,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均會出錯!這種狀況下,只能盡量減少失誤的機率,但是這種機率不可能降到零!
我國F-16及幻象的失事率與其它國的空軍相比並不差,那麼為什麼要用那麼風涼的語氣來數落自己國家的空軍呢?在我看到那份報導的同一天,在那份報紙的網站上我就發現了無數個錯別字,如果有人對那報紙的編輯:「字都不會寫,發新聞?發個鬼!」他會做何感想?
目前兩岸的情勢不比五、六十年前,在國家沒有一個明顯敵人的狀況下就不免會有人認為軍隊是多餘的,消遣軍人也成為政論名嘴的家常便飯,因為那些人以為只有在兩兵交接砲火互射的狀況下軍人才派得上用場,除此之外對於軍人他們所關心的似乎只是十八及年節慰問金。
前參謀總長陳齡將軍在任職空軍作戰司令時有天在與幾位非軍職政府官員吃中飯時,有人向他提到既然多少年來台灣海峽上都沒有任何戰事發生,作戰司令的職位一定是相當的輕鬆。
齡將軍注意到那位官員在話時也一直的在揮手趕餐桌上的一隻蒼蠅,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糾正一下那位官員對戰爭的看法。陳將軍告訴那位官員作戰並不一定要有看的見的戰果,並不是一定要擊落幾架敵機或是在敵陣上扔幾顆炸彈才算作戰,其實這跟在餐桌上趕蒼蠅一樣,為了不讓蒼蠅落在菜上所以我們不停的在揮手,蒼蠅受了揮手的影響而沒法子落在菜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罷休,它隨時的圍著餐桌在繞等待著任何一個可乘的機會來襲桌子上的紅燒蹄膀,只要它在飯廳裡我們就得無時不刻的注意它的行蹤,隨時揮手來阻止它的襲。這就是我們和蒼蠅的作戰,當我們看到蒼蠅即將落在菜上時我們的腦子就會下一個命令給我們的手,我們揮手的的動作就是在執行腦子所下達的任務,只要蒼蠅沒有落在菜上我們的任務就達成了,而在這整個過程裡我們並沒有打死任何一隻蒼蠅。
這是軍人在非戰爭情間對國家所作出貢獻的最好例子,但那也是一般國人所感覺不到的。不但普通國民對軍人在平時為國家所作出的貢獻不大了解,就連政府的高官在這方面也表現的相當無知,當傅慰孤將軍任職國防部常務次長時,有天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要傅將軍陪同她招待外國的媒體到軍人監獄去參觀。回程時呂前副總統向傅將軍表示人生的際遇真是很難預料,以她本人為例,上一次她到軍人監獄時是個犯人,沒想到再度造訪那裏時她已是貴為副總統,到那裏呂前副總統反問傅將軍,當她在抗爭的那個年代傅將軍在做些什麼?傅將軍當時很平靜的答覆:「我駕著戰鬥機在台灣海峽上空保衛著這塊土地,讓你們有個安全的抗爭環境。」呂前副總統聽後不知是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還是終於明白了軍人對國家的付出而一時啞口無言。
我每年回台灣時都會專程到碧潭去對那些為國捐軀的空軍將士們,獻上我對他們的敬意。在目前國社會環境下讀著冰冷碑文上對那些早逝英雄的簡介我都會想起林徽音女士的那首新詩,「哭三弟恆」(林徽音的三弟林恆,空軍官校十期,民國30314日於成都空戰陣亡)中的最後一句:「...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人無不死,但是那些英年早逝英雄們的事蹟該存活在國人們的心中,因為是那些人的犧牲,我們的生命才得以延續。五、六十年前當中共口口聲聲的要「解放台灣」時,我們除了演習外何時聽過空襲警報的鳴聲?那是因為目前業已退休的榮民們及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雄們曾將中共的野心擋在海峽的彼端!
我參觀美國空軍博物館時看到的一段文字曾讓我沉思良久,那段文是這樣寫的:「A nation that does not honor its heroes, it has been said, loses its soul. The soul of a military organization is its esprit de corps, arising from the memory of heroic deeds in the past.」(有人曾過,一個國家如果不讚揚它的英雄,這個國家就已失去它的靈魂。一個軍隊的靈魂我們稱之為「軍魂」是由那些英雄們視死如歸,忠心報國的精神所演變而成的。)
當我們任由那些媒體大發厥詞的侮辱三軍將士時,我們是否已忘記那些將士們的犧牲與奉獻是為了誰? 


Sunday, June 14, 2015

永遠的上尉

十多年前在舊金山的一場保釣大遊行的行列裡,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的老先生,也隨著大夥兒高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高呼著反日保釣的口號。這是他第二次為了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而走上唐人街的街頭,上一次是在七十多年以前七七事變的時候,那時他還只是個初中學生,為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但家人稱為祖國的地方,他隨著中華學校的同學們站在唐人街的街頭向大家募捐,替祖國籌募戰爭經費。幾年之後,在年紀剛到可以參軍的時候,他又在家人的贊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軍,直接的為國效力沙場。
他,就是如今以九十高齡的朱安琪先生。在談起當年回國從軍的那段故事時,兩鬢已經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發出興奮的眼神,因為他一直認為對日作戰的那段時間是他此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日子。
美國的憲法禁止公民私自參加外國軍隊,違者將會被取消美國國籍。朱安琪當時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時,對這個禁令並沒有多加理會,雖然生在美國,但是他始終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存亡,犧牲了美國公民權,實在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這和前陣子中共在台海演習時,大批人爭先恐後的離開台灣的情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民國初年的美國華人社會也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絕大多數的華僑都還懷著“客居”的心態,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當成自己唯一的祖國,期待著能有衣錦還鄉的一天。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中國孩子們每天在當地學校放學後,都必須再到中文學校去修三小時的中文課程,再加上星期六還有五小時的課,每個星期中文學校的課程竟高達二十小時。在這種情形下中文學校的師資自然也是非常的被重視,許多老師都是專程的由國內聘請來的,朱安琪先生的父親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國6年,剛由北大畢業的時候應舊金山北邊的Hanford中華學校邀請,由國內前來擔任該校校長。
朱忠存先生雖然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但是他卻對新的科技與事物也很有興趣。民國21年在他三十五歲那年,他加入了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開始學習飛行,那所航空學校是舊金山華僑們為了響應國父所提倡的「航空救國」的理念而設立的,校址就在如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
當時只有九歲的朱安琪隨著父親的學飛,開始對飛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站在跑道邊的草地上,仰頭看著藍天中飛行訓練中的機群在金山灣上翱翔,幻想著有一天也能和父親一樣的駕機遨遊長空。
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有二十名飛行生於民國23年畢業,當時中國空軍正在萌芽階段,極需飛行人才,因此有十一名畢業生於畢業後馬上回國投身於祖國航空事業。
第一期畢業之後,中華航空學校因為經費關係並沒有馬上續招第二期學生,一直等到民國26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之後,舊金山的華僑們再度的踴躍捐款讓該校重新開始招生,並鼓勵華僑子弟參加訓練行列,這時中華航空學校在培訓飛行人才的同時也開始訓練飛機維護人員。這一期一共有十一名飛行人員畢業,其中有三人回國加入空軍官校第九期繼續接受高級飛行訓練。
民國27年中華航校第三期開始招生,年僅十六歲的朱安琪在父親的鼓勵下也加入了訓練的行列。因為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第二年,海外的華僑們也都開始了解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所以在中華航空學校受訓的學生們都抱著學成後將回國從軍的心態,非常專心的去學習每一項技能。
民國28年4月底,朱安琪和其他二十九位同學一起完成了飛行訓練而由中華航校畢業,畢業之後全體同學馬上由舊金山搭船回國參加抗戰,朱安琪因為高中還差一個多月才能畢業,所以暫時留在美國等高中畢業之後再隻身返國。
當時全美華僑在敵愾同仇的心情下都全心全力的支援政府長期抗戰的措施,所以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因學校課業的關係而無法和同學一同回國時,大家又湊錢替他買了一張汎美航空公司的機票,使他可以趕到香港和同學集合後再一道去昆明向空軍官校報到,當年由舊金山搭汎美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回香港的單程機票是一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額該超過兩萬美金!
民國28年6月中,朱安琪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汎美航空公司的碼頭上(註1)和雙親道別,獨自一人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公民在國外從軍,所以朱安琪在飛機上並沒有向同行的旅客說明返鄉的真正目的,反而飛機上的組員知道他也是飛行員之後和他聊的非常的投機,減少了不少旅途中的寂寞。
飛機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及馬尼拉之後,於六月下旬抵達香港。這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當時並沒有因為中日戰爭而影響到它的繁華,仍然是燈紅酒綠的在迎接著由四方湧進的各路英雄好漢。
朱安琪和同學們在香港會合之後,立即又開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時因為廣東省已被日軍佔領,無法由陸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後再搭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
民國28年7月底,朱安琪等三十位由美國回國從軍的准飛行員們終來到了中國的空軍搖籃,校園內精神堡壘上的幾個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給了他們那群人很大的震撼,這回是真要上戰場和敵人一拼死活了!
空軍官校對這群千里跋涉回國從軍的華僑們非常重視,特別將他們交給當時在官校由陳納德為首的外籍顧問們做資格鑑定,沒想到在飛行之前的體格檢查這一關,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不符合中國空軍所訂下的空勤標準而被淘汰,結果他們被編入地勤修護部隊為國效勞。其餘包括朱安琪在內的十六人被編入官校第十一期開始高級飛行訓練,還有四人因技術尚未達到標準,因此被編入第十二期繼續接受初級訓練。
在開始飛行訓練之前,官校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群華僑學生雖然從小就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但是他們所說的卻都是廣東話,國語是一句都聽不懂。所以在編組的時候還著實的費了點心思,讓每一個華僑學生的組裡最少要有一人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或英語,這樣才能幫他們了解教官的講解。
朱安琪先生提到這件事時還想起了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和他同一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國安及也是由美國一道回國的黃文彬,因為曾天培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黃兩人的翻譯。因為當時的教練機中沒有前後座通話的裝備,所以每次飛行下來之後教官才有機會將飛行中學生所犯的過錯一一的告誡學生,結果那時每人每天飛一次就得挨一次訓,但擔任翻譯的曾天培每天卻得挨三次訓!
在官校受訓的時候,日機還不時的前來轟炸,因此當時官校的教官們除了得擔任訓練飛行任務之外,還得在空襲的時候駕機昇空與日機作戰。朱安琪那組的教官譚漢男教官就在一次空戰中遭日機擊中而迫降負傷,親眼看著教官被三架零式機追擊時的悲慘景象,使朱安琪對日本軍閥產生了更深的一層恨意,他發誓這些血債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來償還。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之後,朱安琪終於在民國30年2月10日於空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原本以為任官之後馬上就可以參加對日作戰的朱安琪,卻因為抗戰初期飛機耗損太快,部隊裡已經沒有飛機可以讓這群新的飛行員大顯身手了,所以十一期的畢業生就在成都見習了半年之後,被派到新疆的伊寧教導隊去接收蘇俄的I-16型戰鬥機。
民國31年的秋天,朱安琪完成了在伊寧教導隊的訓練,而被派到位於蘭州的5大隊29中隊,開始正式對日作戰。在第一次駕著俄製的I-16型戰鬥機,對著日軍的地面部隊掃射時,他激動的幾乎流淚,因為他似乎看見了那群在舊金山唐人街的餐館中,窮年累世在廚房中工作的華僑們,將辛苦賺來的工錢毫不吝惜的捐出給他購買昂貴機票歸國從軍的情景,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回報,他們只希望中國能站起來不再被人欺侮。如今他駕著戰機將入侵的日寇射殺在戰場上,雖然戰果不足以影響整個戰局,但是他卻覺得已經替那些萬哩之外的華僑們出了第一口氣。
當時因為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空軍大都集結在太平洋諸島與美軍作戰,所以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機較前幾年少了許多,因此朱安琪在那段期間多半是執行對地攻擊日軍或掩護我軍的任務。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對我國空軍的軍援開始以倍數成長,一批一批的新飛機由印度經駝峰飛抵昆明。隨著新式飛機的來到,空軍也由各部隊中甄選出一批優秀的飛行人員,將他們編入位於重慶白市驛的4大隊,讓他們來接收這批P-40新飛機,朱安琪就是在這個時候被調到4大隊23中隊。
日本的飛機雖然不再像以前一樣的在中國領空上肆虐,但地面的戰事並沒有稍為緩和。朱安琪在僅僅熟飛了P-40三個小時之後,就開始駕機執行支持中原會戰的任務,他記得那時他隨著領隊高又新在天剛亮的時候就由西安起飛,飛往洛陽支援我方的地面軍隊,為了能多帶一些彈藥,他們都只加夠來回的油量就起飛,攻擊完畢回到西安,掛彈加油後馬上再度踏上征途,有多少次他的飛機在超低空對日軍坦克車攻擊時,被敵人地面炮火擊中,但是他都能很小心的將飛機飛回基地。
雖然戰事非常的繁忙,但是年輕的飛行員們總會找機會來輕鬆一下自己。就在一次放假回重慶的機會裡,朱安琪認識了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蔣有賢小姐;他當即為她美麗的容貌及善解人意的個性所傾倒,在隊友的鼓勵下,朱安琪對她展開了猛烈的追求;在那段期間裡隊上也隨著空軍傳統的團隊精神給他最大的支援,在不影響任務的情形下,盡量給他方便,讓他一有空就往重慶跑。
民國34年年初,4大隊繼P-40之後又換裝了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換裝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派到遠征南京的任務,那是自民國26年底南京失守後四大隊第一次回首都的任務,所以被派到參與任務的每一個人都非常興奮的全力以赴;在那來回七個多小時的任務裡,野馬式飛機以兩萬五千呎的優勢高度,由湖北恩施直奔南京,沿途的日軍即使有心攔截也無法飛到那個高度。等抵達目標區後,這三十多架野馬再以雷霆萬鈞的氣勢由高空俯衝而下,將停在明故宮機場及大教場兩個機場上的日機掃蕩一空。
那一年朱安琪不但在戰場上連連告捷,連情場上也是大有斬獲;經過一年多的交往,他終於贏得了蔣有賢的芳心,他倆於民國34年7月24日於重慶結為連理。婚後不到一個月,日本就在兩顆原子彈的壓力下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了。那時的朱安琪真是英華滿面,回國的初衷已經達成,也完成了終身大事,再下來的就將是為祖國的重建而努力了。
日本投降之後,朱安琪還一直隨著23中隊在四川待了幾個月,到十一月中旬才接到命令調防北京。由重慶經西安飛北京這一趟航程,本來該是非常的輕鬆,但沒想到這卻是一連串厄運的開始。因為天氣突變,由西安出發後沒多久整個編隊就進雲了,大夥隨著長機開始爬高希望能保持雲上目視飛行,然而當天的雲層高到兩萬呎以上,飛出這團雲又進入另一團更高的雲,飛了沒多久編隊就無法維持了,朱安琪的長機在發現一個雲洞之後一壓翅膀就衝了下去,飛在後面的朱安琪還沒來的及跟著下去就又衝進了一簇厚雲,煞時他就變成一個人單機的雲中盲目飛行了,剛開始時他著實的嚇了一跳,但很快的就鎮定了下來,他將飛機先改成平飛,然後開始將以前所學的儀器飛行把勢全用上了,飛機在他小心的操縱下竟能脫離險境安抵北京。那天由西安出發的飛機中有半數因迷航而出事,就連長機也因迷航油盡而跳傘,那次調防任務竟是朱安琪在空軍作戰幾年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任務。
在北京沒待多久,23中隊就開始了勦共的任務,那真是一種新的戰爭,抗日時日本佔領的地區雖大,但是日軍卻都是在幾個重點都市,所以作戰起來目標明顯,而共軍卻是滲透在鄉下,混在一般老百性當中,所佔的是一個"面",這樣打起仗來不但目標模糊,而且新式的武器也無法發揮足夠的功能。這種作戰方式不但讓當年的國民政府打了敗仗,後來在韓國及越南的共軍也以同樣的手腕讓美國吃盡大虧。
民國35年冬季,23隊少尉飛行員陳燊齡在保定附近對地攻擊時被敵軍地面炮火擊中,迫降於我陸軍陣地中,當時該陸軍單位也被敵軍包圍,為了營救戰友出險,朱安琪自告奮勇的駕了一架L-5輕型小飛機飛到那個陸軍防地,冒險的將飛機落在一個比足球場還小的地方,將陳燊齡少尉營救出來。這個驚險的任務不但救出了一位戰友,也替國家救出了一個日後的傑出領導者,陳燊齡少尉於四十餘年後在台灣成為國軍的最高指揮官─參謀總長。
救出陳燊齡少尉之後沒多久,在一次單機支援石家莊守軍的任務中,朱安琪自己也被共軍的地面炮火擊中,當時他的高度已不容許他跳傘,他只能將飛機對準附近唯一的一塊平坦農地落去,雖然那次迫降非常的成功,他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但是因為當地已在共軍的控制下,所以迫降之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共軍俘虜了。
當共軍知道朱安琪是回國從軍抗日的美國華僑後,頓時對他另眼看待,每天都安排幾個幹部來和他談話,希望他能加入共產黨,為“新中國”的航空界努力,但是朱安琪卻不為所動,只要求早日釋放好能回家和新婚的妻子團圓。
朱安琪在美國的家人知道他遭敵擊落被俘之後,非常的著急,他們動用了所有可以用的上的關係,找美國國務院,找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以美國政府的力量來促成他的釋放。
美國政府先以朱安琪已喪失了美國國籍而拒絕插手這件事,但經過朱忠存先生與國會議員們連絡溝通後,美國政府終於以個案處理的方式來看這件事,首先他們以朱安琪是加入同盟國的軍隊對軸心國作戰為由,而批准了恢復國籍的申請,繼而下令駐華大使全面營救為共產黨所俘虜的美國公民朱安琪。
當共產黨發現朱安琪沒有投靠的意願,同時美國政府又插手干涉此事時,決定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個面子,而將關了兩個半月的朱安琪送到天津釋放。
釋放之後回到4大隊,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即日起調為附員,停止一切飛行任務。這對朱安琪來說不啻是青天霹靂,雖然大隊長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剛被敵人釋放,身心都需要休息,因此暫時安排他休息一陣子再說,但是他看到其他被俘歸來的飛行員被冷凍的情形,知道他在中國空軍已經沒有前途可言了。
也就是這個時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親的來信,朱忠存先生在信上告訴他回國從軍抵抗外侮的使命已經達到,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現在該是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時候了,大家都希望他能帶著妻子回到美國來。
既然在空軍已經沒有發展的機會,父親又催他攜眷返美,於是朱安琪向空軍總部提出了退役的申請,當時因為空軍成軍只有十多年,許多章程還不盡完善,而且一般飛行員都還沒有達到退役年齡,所以一時空軍總部還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當時的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很了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無“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暫時以「停薪留職」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
既然是「停薪留職」,所以就沒有退休金的問題,因此朱安琪在離開空軍的時候一塊錢都沒拿到,連回美國的機票錢都還是由美國家裡匯來的。
回到美國之後,朱安琪因為沒有在美國軍隊中服役,所以不能享受任何退伍軍人的待遇,因此就連重回學校上大學都還要自己半工半讀的賺取學費,然而他並沒有任何的怨言。在祖國危急存亡之秋,他回國從軍是為了盡一個中國人的義務,雖然在法律上來說他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他知道他血管裡流的終歸是中國人的血,為了中國的生存而讓他喪失了一些在美國的福利,他認為是絕對值得的。
雖然他在中華民國空軍只服役了七年,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在空軍的點點滴滴。由1949年起,在每年的8月14日他總會邀上一些當年一道回國投效空軍的夥伴們在一道聚餐來慶祝空軍勝利紀念日,後來因為參加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原先非正式的組織竟演變成今天擁有三百多會員的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幾年前這個組織和灣區的大鵬聯誼會合併之後,他又被推為這兩個聯合組織的會長,而他也就一直義務的為舊金山灣區每位空軍退役袍澤服務了四十多年。
當筆者問起他,為什麼在離開祖國七十餘年後還是那麼的熱衷於空軍的事務時,他笑著說:「別忘了我在空軍只是停薪而已,我仍然是中華民國的空軍上尉呢。」

註1: 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是水上飛機,所以登機是在碼頭登機,如今金銀島上仍保有當年泛美航空公司的大廈及櫃檯。

Friday, June 12, 2015

汰舊更新背後的商機

看到網上傳來華航空服員穿著嶄新的制服在台北市東區亮相的影片,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如果沒壞,不要去修它)」這是在美國一般工人之間流傳的相當廣的一句話。
老實說,我是比較喜歡以前的制服,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華航要改它,難道是有人抱怨舊的制服不好看?
也就是因為這件華航換制服的事,讓我想起了當年Pratt & Whitney換商標的往事。
1981年我還在康州的Pratt & Whitney擔任測試工程師的時候,公司宣布要將公司原來的老鷹商標更換成一個抽象型的商標。當時大家看了那個新的商標之後,都想不透公司高層為何要將那個歷史悠久的商標換掉?再說,新的商標也實在沒有舊的商標好看。
公司宣布換商標的那天,我立刻到公司的商店裡買了幾個原來的老鷹商標,因為我認為以後大概就找不到那個神氣的商標了。
幾年之後,我轉到加州的洛克希德公司的太空部門服務,當時因為工作繁忙,就沒有花任何時間去注意老東家的事,直到有一天我到外地出差,注意到所搭的那架飛機的發動機上竟然是原來的老鷹商標,我一開始還以為是老飛機,所以發動機上的商標沒有改過來,但是繼而一想,Pratt & Whitney換商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所搭的那架747-400絕對沒有那麼老舊,那麼難道又將商標換回原來的老鷹商標了嗎?
我打電話問原來公司的同事,原來還真是將商標換回原來的式樣了。
那位同事在告訴我這件事的同時,也同時透露了當時更換商標的內幕。
原來,當時公司高層的一個親戚,在一家商業設計公司任高級主管,在一次家庭聚會之後,公司就與那家設計公司簽約,請他們替公司設計一個新的商標。
新的商標出來之後,雖然一般的評價並不是很好,但是那家設計公司已經拿到了那筆不貲的設計費!
幾年之後,公司的執行長已經換人多次,新的長官覺得還是就的商標較能代表公司的傳統,於是又將商標換回,再花一筆錢將所有發動機上的商標更新。

沒想到,在這個看來簡單的汰舊更新的過程中,竟有著許多外人所看不到的商機。
                                          1980年代所換的商標       目前與原本的商標

Monday, June 8, 2015

向美軍嗆聲的陳燊齡將軍

陳燊齡將軍剛任聯隊長後的一天下午,在基地內的例行簡報時,行政參謀向他報告,當天中午在美軍餐廳任職的一個中國雇員被美軍憲兵搜身時發現身上藏有美軍餐廳裡的用品,因此當場被美國憲兵拘留,現在仍被扣在美軍憲兵隊內。
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以往的基地主官可能並沒有將那當成一件要事來處裡。但是那天陳燊齡將軍在聽到這件事後,卻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華籍員工偷東西固然是不對,但是美籍憲兵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任意搜索中華民國人民卻犯了更大的錯誤!
陳燊齡將軍當場立刻要參謀通知美軍聯隊長奧斯威上校﹝Col. Andrew Iosue﹞,要求他即刻到基地內的美軍憲兵隊去,有重大事件要處裡。
在美軍憲兵隊內,陳燊齡首先詢問奧斯威上校知不知道有中華民國的公民被美軍憲兵扣留,奧斯威上校一聽陳燊齡將軍的口氣,就知道這已不是一件單純的偷竊事件,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他先命令當天美軍值勤的憲兵中尉將這件事情的始末做一個報告。
美軍憲兵中尉說當天美軍廚房的經理懷疑華籍員工張某在餐廳值班時偷竊餐廳內的火腿,因此通知憲兵隊前去檢查,憲兵在搜查張某的私人儲藏櫃時果真在裡面發現了一條火腿,因此將張某當場拘扣,並通知基地內的中華民國憲兵,目前正在等候他們前來提人。
奧斯威上校聽了美軍憲兵的報告後,先鬆了一口氣,因為顯然美國憲兵已經通知了基地內的憲兵隊,目前只是等候中華民國憲兵前來提人而已,於是他向陳燊齡將軍表示既然憲兵隊尚未前來提人,他們很樂意立刻將張某交給陳燊齡將軍處置。
陳燊齡將軍打斷了歐斯威上校的建議,他反問歐斯威上校是誰付給美軍憲兵權力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搜索中華民國的公民?當時美軍憲兵該通知基地內的中華民國憲兵隊前來處裡,而不是直接搜索張某。
奧斯威上校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只有下令美國憲兵當場將張某釋放。
陳燊齡將軍看到張某被釋放之後,覺得這件事並沒有完全解決,他覺得應該讓美軍知道在外的為客之道,不能讓他們這樣反客為主。
於是他在回到辦公室後,立刻將駐守基地大門的憲兵排排長找來,下命由即時起所有進出營門口的美軍人員及車輛都必須徹底檢查,如有違規者立刻扣押。
另外他也將美軍餐廳及俱樂部的華籍領班找來,告訴他當天所發生的盜竊事件,要求他保證這種丟人的偷竊行為不再發生,要不然他將會將所有華籍員工的基地通行證取消。
當天晚上,清泉崗基地大門口排了一長串夜歸的美軍人員,在營門口被中華民國憲兵一個一個的做嚴密檢查,有幾個身懷毒品的美軍士兵被當場扣押。
第二天一大早,奧斯威上校就到陳燊齡辦公室求見,兩人見面之後,奧斯威上校開門見山的問陳燊齡將軍:「陳將軍,這個基地的憲兵是不是歸您管?」
「上校,這個基地的每一個人,包括你在內,都歸我管!」陳燊齡將軍非常嚴肅的表示。
其實陳燊齡與奧斯威上校相當熟悉,平時都直接以名字相稱,但是當天陳燊齡卻有意以官階來稱呼奧斯威上校,來提醒他軍中的階級服從。
奧斯威上校聽了這話之後,立刻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狀並說:「我了解,將軍,我了解!」他的這種急智幽默引起了陳燊齡將軍的哈哈大笑,兩人再度握手之後開始正式討論兩軍之間的問題。
當天兩位主官在討論之後達成協議:中華民國憲兵有權檢查基地內包括美軍在內的任何官兵,而美國憲兵只能對美籍軍人做檢查,不能觸及中華民國軍人及公民。
兩人達成協議後並做成正式備忘錄,陳燊齡將軍知道奧斯威上校將備忘錄送交美軍協防司令部之後,協防司令部一定會就這事再度向我國國防部協商,因此他立刻親自向當時的總司令陳衣凡上將報告這件事,陳總司令在知道這件事情的處裡經過後,對陳燊齡少將處裡這件事的態度非常讚賞,並表示絕對支持他的決定。
後來美軍協防司令部果然和我國的國防部就這件事再度展開協商,最後竟演變成我國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對話,而討論之後的結果不但維持了陳燊齡將軍與奧斯威上校之間的協定,並更進一步的取消了美軍在台的治外法權,從此美軍在台如有犯罪行為必須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來制裁。
這件外交上的勝利雖然是由陳燊齡將軍所啟發,但是他卻並不引以為傲,因為他覺得他只是做了一件非常本份的事,替國人保持了基本的尊嚴。